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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印记】“863计划”：高科技发展的先声
1986年2月的一天，研制了“东方红一号”测控系统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芳允晚上回到家。他刚刚开完一天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讨论会，但进展并不理想。他走到写字台前，一连写了好几个“刻不容缓”。
坐不住的他又来到同住中关村中科院宿舍楼的“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的家交流。二人很快达成共识：要加快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进程。之后，他们又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四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当年3月，信送达后两天，邓小平回复。这就是“863计划”的开端。
过去三十年，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的研究计划，“863计划”实现了面向21世纪，中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提前布局，在国际前沿占据一席之地的目的。
1986年，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右一)、陈芳允(左一)与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引发了“863计划”的出台。应对“星球大战计划”
“863计划”的提出，和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态势密切相关。1983年，为改变和苏联军备竞赛中的守势，美国发起了被称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计划，这当中，囊括了大量尖端新兴科技。外界普遍认为，除了军事目的，美国还意在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抢占21世纪科技的战略制高点。作为应对之策，苏联和东欧集团旋即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全球范围内，一场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展开。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该何去何从？人口众多、底子薄、基础差，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国内科技界多次讨论，形成的意见是两种：一种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相反，认为目前中国财力有限，可以先搞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有了经济实力，再钻研高科技。而且，国外有了成果后，我们还可以加以利用。
两种意见僵持不下。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讨论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陈芳允出席。但他觉得，会上对高科技发展的讨论依旧很不理想，一些预研工作和长远设想远远不够。他来到王大珩的家，二人决定联名写信给党中央，促成高科技发展纳入国家大政方针。一个月后，由王大珩负责起草的《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初稿完成。
建议书中提到：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鉴于中国经济情况，发展高技术，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要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要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要有紧迫感。
王大珩将初稿拿给陈芳允修改。陈芳允又有了新想法：高技术的特点之一是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所以，建议书应由多学科领域专家共同提出。
他找到同样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的师兄王淦昌。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首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反粒子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1961年起，为了“两弹”等核武器的研制，王淦昌隐姓埋名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出现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主席台上。对于陈芳允、王大珩的建议，王淦昌表示赞同。之后，陈芳允又想到空间技术也是高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找到了杨嘉墀。四位科学家逐字逐句对建议书推敲修改后，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建议书写好后，该送给谁，如何才能让高层尽快看到？四人商量的结果是直接呈递给邓小平。他们没有按照正式渠道逐级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交给邓小平。
意想不到的100亿元经费
1986年3月3日，信送出，两天后，邓小平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指示下，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高科技需要高投入，“差钱”依然是摆在国家和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3月11日，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和四位科学家谈话时，终于提到了经费这个最关键的敏感词。四人谁都没先作答。
沉默许久，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四人都明白，用两亿元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
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是100个亿，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才约2000亿元。
为把经费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简称《纲要》)。《纲要》又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长达15年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因为四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称“863计划”。
这一计划从世界高科技发展趋势和中国需求出发，突出重点，选择了对中国日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领域的15个项目开始高科技攀登。1996年，又出于战略考量，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2000年后，国务院决定在“十五”期间及之后继续组织实施“863”计划，“十一五”开始，“863计划”体量进一步增大，但也更突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些重大战略高技术项目如微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计算机基础软件、移动通信、超高速网络技术等研发投入大大加强。
在管理模式上，“863计划”还将专家年龄限制在60岁以下，这使得很多年轻人被推到科技前沿锻炼，由此培养出一大批科技骨干。
过去三十年，“863计划”的实施让中国科研课题冲破了“实验室循环”的怪圈，大量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且以较低的价格走入寻常百姓家，如移动上网、电视芯片等。而以高性能计算机、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等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成果也已经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2016年，为解决原有科技计划体系的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计划整合了原有的“863计划”、“973计划”等，这意味着“863计划”退出历史舞台，但对科学家们来说，对高科技的不断求索与钻研仍在继续。
(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增刊《与共和国同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