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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记者：现在经常讲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中国文化应以何种视角和西方交流？

　　梁晓声：东西方文化当然应该要交流，而且我们也乐见这种交流的成果。但中国人也不必太一厢情愿，也不必太心急。实际情况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包括韩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内的整个亚洲文化，并没有被纳入美西方视野之中。

　　中国是一个特别渴望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真是虔诚又谦卑。与此同时，中国培养了一批翻译家，专门做对外交流工作，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文。

　　但这种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一个时期内，由于把他人抬得很高，中国人总觉得自己的文学作品不行，中国近现代作家不行，当代作家就更不行了。当年的中国人习惯仰望西方文化，为什么会那样？这与当时中国自身发展情况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老旧，农村很贫穷，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今日之中国，已非彼时之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中国文化可以被重新认识了？但遗憾的是，有些人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文化观。

　　重新回头看，《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是好的，巴尔扎克是了不起的，《红与黑》也是很棒的，托马斯·哈代的《苔丝》等都是很好的作品。但也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包括《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飘》，其实“很水”。今天，我觉得我应该清醒了，还要把这情形告诉别人，而且我相信这并不会显得一个中国人很狂妄。我个人认为，一切文化交流要顺其自然。

　　中新社记者：从小说《人世间》《雪城》，到学术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您一直在创作不同题材和形式的作品，这种创作动力源自何处？

　　梁晓声：文学创作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一个写作的人，他一开始写作，差不多就是会一直做这件事，并形成终生职业，跟绘画、书法、唱歌、舞蹈表演是一样的。每个人一生从事的工作，第一是因为喜欢，第二可能是出于责任。尤其是工科人常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也有文科人觉得自己的责任很大，比如章太炎临死前就担忧中国文脉后继无人。

　　当然，我们这些人不会有那么多强加给自己的责任，可能更多是我喜欢写作，我愿意做写作这事儿。如果这事儿不做了，可能就是活着找不到北了。仅仅旅游、散步、养花养草、健身、养生，但唯独没有写作的话，还是觉得人生就会变得轻飘了。

　　实际上，作家也是一些普通的人，要多接触生活，不要把作家理解成天生会看书的人。还有一种“书”比书更大，那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本身是一本好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