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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不仅呼声高,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高校当下都在大力地采取行动,上海的高校也不例外,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工作。”梅兵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变革正在快速推进,因而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模式和速度也在相应发生着变化。
而相比于运筹学,人工智能近年来的发展可谓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在使用大模型时都可以用大白话去提出问题,然后比较快速地得出合理答案,而运筹学是一门不易为普罗大众所了解的科学,只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日用而不知。
我记得去年两会上,也在这个会场,金力代表就提出复旦大学要培养“干细胞式”的人才,像干细胞那样具有多方面潜力和高素质潜能。在我所在的华东师大,一批传统基础学科专业比如文史哲、数理化生地以及新兴学科专业比如智能教育、空间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技术等也是致力于培养相关领域明德乐群、基础扎实、创新力强的通用性人才和卓越教师。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从前“定性”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只有为问题“定量”才能找出解决之道。在个人不足以在如此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准确地做出决策时,运筹学提供的量化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决策。比如在发达的金融领域出现了定量金融、量化交易,这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向更微观、更细节、更量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常说“Devil is in the details”,翻译成中文就叫“细节决定成败”。中国在上个世纪引进这门科学的时候将“Operations Research”翻译为“运筹学”,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但还没有完整体现其背后“量化”的含义。
1982年初到美国时,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AI)与运筹学(OR)。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量”的定义十分模糊,如出现很多“适量”“少许”等字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在专家的脑中,“适量”等词汇应是“量化”的结果,但对于外人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构造这样一个系统,数据是不够的。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使我对“量化”产生了兴趣,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
钟自然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民盟、民进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聚焦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广大教育界人士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五育”并举、立德树人迈出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