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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吼》的呐喊

　　苏菁，1921年生于天津。其父舒柏年(原名：苏维石)是台湾新竹人，在日本学医毕业后来天津开办医院，常为贫苦民众免费治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的苏菁和妹妹苏群积极参与罢课、上街演出、发放传单等抗日活动。随着战火蔓延，天津沦陷，姊妹俩被迫转入当时的教会学校圣功女中。

　　该校向学生灌输“妇女应返回家庭、厨房、教堂”的观念，引发学生强烈愤慨。“母亲和同学直接和教师辩论，还组织地下读书会。”张正光回忆。

　　读书会由进步女青年发起，她们传阅《大众哲学》《铁流》《世界知识》等读物。为表达抗日救亡的心声，她们还自编自印刊物《妇吼》，以笔为矛疾呼抗日。

　　张正光提到，母亲生前说，有两本书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一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介绍延安抗大的书籍。“她们从那里看到了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两次出走 终抵烽火前线

　　“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有抗日思想很自然，但真正迈开腿走向革命一线，非常不容易。”张正光感叹，“那是要赌上性命的。”

　　1939年，姊妹俩首次尝试离家奔赴抗日根据地，不料被亲戚发现，被母亲带回天津。首次出走失败并未动摇苏菁姊妹的决心。1939年12月，苏菁经同学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两人以“接受更好教育”为由转入北平辅仁大学附中，实则借此为第二次出走铺路。

　　1940年7月，她们以“学校排戏”为借口将母亲安顿别处，次日凌晨在米缸中留下字条，表达出走的决心已定，让家人不必担心、也不必再找。

　　“母亲那年19岁，姨妈17岁，”张正光介绍，姊妹俩扮成出游学生，徒步穿越日伪封锁区，数天后抵达平西抗日根据地，“第一次见到八路军游击队，那种热烈的气氛、昂扬的斗志，令她们终生难忘。”

　　在根据地，苏菁被分配至党校学习，其后在地区公安局工作，苏群则成为《挺进报》译电员。

　　张正光说，姨妈苏群后来回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母亲直到抗战胜利才与父母重新取得联系。在两姊妹的影响下，姥爷舒柏年后来也走上革命道路。

　　“信仰和作风刻在骨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苏菁与在根据地相识的丈夫曾在新疆、大连工作，晚年定居大连。苏菁在老年大学学习，喜爱唱革命歌曲、练习书法。

　　在儿子张正光的记忆里，母亲和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将那段烽火岁月深藏心底。“在家里不太讲这些事情，”他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密意识，也是一种低调。”这种精神特质化为日常的艰苦朴素，母亲的衣服袜子破了总是缝了再穿，并以此教育子女。

　　2005年、2015年，苏菁先后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2018年，苏菁在大连逝世。

　　“她们那代人就是这样，”张正光说，“做了什么都不张扬，但信仰和作风，都刻在骨子里，也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