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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嘉宾

　　陈建良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徐涛甘肃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监督一处处长

　　蒋凌四川省邻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近年来，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区各部门以实际行动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亮剑。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从前期整治工作来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哪些主要表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持续深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采取哪些务实举措？我们特邀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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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区各部门以实际行动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亮剑，取得了哪些成效？

　　徐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内容，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通知》，开展专项整治，到出台《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提出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工作群组管理的意见，再到发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对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提出要求，为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供了规范依据，持续释放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鲜明态度和决心。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着力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力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聚焦突出问题抓整治，基层干部更加可感可及。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相关市、县、乡及有关部门开展调研，针对下载使用之“负”、打卡上传之“负”、重复填报之“负”、考核排名之“负”、摊派任务之“负”等突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自查自纠。推动清理一大批“空壳”“僵尸”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号、工作群组。

　　聚焦结合融合抓整治，落实举措更加务实有效。紧密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整治任务，细化整治措施，贯通推进整治。紧密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列入重点整治项目，一年接着一年抓。坚持开门搞监督，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持续纠治政务应用程序过多过滥、数据多头填报等突出问题。

　　聚焦常态长效抓整治，工作体系更加系统完备。建立系统整改提升机制，推动形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的工作闭环，实现由“单一整改”向“全域提升”转变。推动建立数据“瘦身”共享机制、协调联络机制，合力推进“一表通”建设，着力减轻基层数据填报负担，提升数据使用效能。建立常态督导问效机制，综合运用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及时跟踪了解各级各部门整治效果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陈建良：近年来，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坚持“自下而上”摸清问题和“自上而下”推动整改相结合，上下联动、同步发力，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思想认识有了新提升。通过作风建设与专项整治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推动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各地各部门普遍提高了对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思想认识，拿出了有效防治的具体举措，推动政务应用程序数量降下来、效能提起来。

　　基层获得感更多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切实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重要要求，各地推动政务应用程序减量和为基层减负相统一，一批加重基层负担的政务应用程序得以删减，一些不合理的使用要求得到整改，基层干部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政务服务不断优化。通过持续整改整治，政务应用程序的建设统筹度、功能集成度、使用便捷度不断提升，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更好发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机关履职、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助推作用，让数字政务更好服务群众，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制度更加健全规范。为防范“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反弹回潮，各地围绕政务应用程序建设、使用、监管等，探索出台了防范“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若干措施、管理指南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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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哪些主要表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陈建良：从前期整治工作来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建设“重数量不重质量”，缺乏统筹、重复开发。比如，为创新而创新，未经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就启动项目开发，导致一些政务应用程序功能“先天不足”，使用效率不高；碎片化建设、同质化开发，未能打通数据壁垒，导致一些信息数据多头报送、重复录入；一些政务应用程序后期运维不到位，存在响应速度慢、操作不流畅、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基层使用体验不佳。

　　二是推广“重数量不重实绩”，强制使用、滥用排名。比如，过分注重注册量、点击量、转发量等量化指标，以排名通报等方式摊派任务、传导压力，有的单位自行增加使用要求，设置不合理规则，增加基层负担。

　　三是使用“重形式不重实效”，过度留痕、走形变味。过多过频要求下级和基层通过政务应用程序、工作群组打卡签到、上传视频照片、创建并记录活动等，并作为对基层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绩观存在偏差，热衷比拼虚假的“数字政绩”。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时代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热衷于搞“短平快”的“形象工程”，设置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标准，营造虚假“数字政绩”，不仅无益于改善服务水平，低水平重复建设还给基层带来额外负担。

　　对数字化认知不到位，陷入主观主义误区。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大数据、信息化存在认识偏差，未能正确认识数字技术是赋能社会治理的手段工具而非目的，盲目追求政务应用程序推广速度和使用范围，导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数字化建设中潜滋暗长。

　　体制机制尚未完善，系统谋划存在脱节。由于缺乏统筹协调以及技术差异、开发平台不同等原因，各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上级应用功能权限下放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等问题仍然存在。

　　蒋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仅浪费公共资源，还会折腾基层干部、辜负群众期待，甚至削弱基层治理效能。

　　造成资源浪费。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下，一些地方争先恐后开发政务应用程序，其中有的因缺乏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匆忙上马，导致同类应用重复建设，或是建成即落后、上线即淘汰。有的因数据壁垒、维护缺失、脱离实际需求等原因，最终效果不佳，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消磨基层活力。有的地方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打卡、填表、转发、刷分，完整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被分散成各种“小单元”，无法集中精力抓主要工作。有的将考核异化为比拼“签到率”“打卡数”“完成率”，使基层干部围绕“指尖规则”转，用“数字留痕”代替了“实干实绩”。

　　影响干群关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频次减少，“隔屏相望”代替“面对面”解决急难愁盼，一定程度上使得干部对群众冷暖感知失真、判断失准，甚至出现服务空转、诉求梗阻，影响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削弱治理成效。简单把行政事项搬到网上，将线下台账“电子化”，看似便捷，实则任务总量只增不减，反而因“数字化”外衣让一些形式主义问题更具隐蔽性。此外，“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催生的“短平快”政绩冲动，易导致数据失真，陷入“数据失真—决策偏差—执行走样”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会使政策制定脱离实际、服务供给偏离需求，影响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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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深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采取哪些务实举措？

　　蒋凌：形式主义穿上“数字马甲”后更具隐蔽性。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是否定数字化治理，而是让技术回归服务本质。监督检查需牢牢盯住应用入口管理、数据采集与填报、考核评价机制等关键环节，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推动优存量与控增量结合，聚焦当下“治”。一方面，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全面“体检”现有政务应用程序、工作群、公众号等，对功能重复、使用率低、缺乏维护、加重基层负担的关停并转，对保留平台进行功能“瘦身”，取消打卡、排名、统计时长等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督促持续严控增量，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单位是否严格按照规定，对新建项目进行论证和审批报备，杜绝不符合基层实际、增加负担、缺乏共享机制的项目上马。

　　“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着眼长远“管”。一方面，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纠治“四风”重要任务，畅通举报渠道，严肃查处以“指尖考核”代替实绩评价等行为，点名道姓曝光典型案例，对整改不力的，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另一方面，推动健全“长久立”机制，厘清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和监督责任，做到同频共振、贯通联动，推动构建政务应用程序审核备案、规范运行、科学评价、有序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督促科学设置考核标准，突出群众满意度、问题实际解决率等实效指标，用“综合考核”代替“多头考核”，重构从“痕迹”到“实绩”的考核体系。

　　徐涛：纪检监察机关在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过程中要紧盯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通过加强监督检查、传导责任压力，拓宽工作渠道、广泛收集线索，强化核查通报、持续释放信号，全面提升整治质效。

　　抓监督检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监督的重点内容，通过日常监督、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政务应用程序、工作群组建设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查纠强制推广使用、过度留痕、多头填报、滥用排名等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推动相关部门加强规范、清理、整合、监管等整治工作。

　　抓线索收集。通过信访举报、部门移送、民意调查、巡视巡察移交、上级督办交办等渠道，广泛收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线索。面向乡镇、街道征集线索，以下看上精准发现“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专账管理，建立处置规程，提高处置效率。

　　抓核查通报。持续加大办案力度，对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涉及范围广、影响大的重点线索，采取挂牌督办、直查直办等方式严查快办。坚持“一案双查”，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责任。注重发挥典型问题通报警示作用，及时通报查处的案例，持续形成有力震慑。督促各级各部门对照通报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典型问题举一反三、自查整改，对自查走过场、整改不认真的及时提醒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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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主义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如何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工作机制，防止“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反弹回潮和隐形变异？

　　徐涛：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一场持久战。加强思想教育是根本，压实责任是关键，防范隐形变异是重点，基层可感可及是目标，必须一体贯通落实。

　　持续加强教育引导。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将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题培训，将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等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增强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持续压紧压实责任。认真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专责，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全面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主体责任，定期研判工作形势，主动发现问题，及时部署整改，切实提升减负质效。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认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监管职责，深入摸排本行业本领域存在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症结，逐条制定整改措施，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源头治理。

　　持续防范隐形变异。紧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监督方式方法，让隐形变异问题无所遁形。对工作打折扣、搞变通，改头换面、隐形变异，导致基层负担明减暗不减，甚至变相增加负担的严肃处理，对典型案例及时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持续让基层可感可及。坚持开门搞整治，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等方式，主动听取基层干部对整治成效的评价。对评价不高、感受不强、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及时提醒。

　　陈建良：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抓突出问题治标，又要从强化思想认识和制度建设上治本，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

　　强化思想认识。督促领导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宗旨意识，严格遵循电子政务项目“非必要不下沉”“越到基层越综合、越集成”原则，加强项目前置审核，严禁未批先建，防止功能异化，解放基层干部力量，使基层干部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执行落实、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来。

　　严格压实责任。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系统性工作，需要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各地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好责任，强化业务统筹和过程监管，健全完善政务应用程序准入、评价、退出等工作机制，及时研判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常态化机制化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反弹回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执纪工作力度，对推进整治工作不力的及时督促提醒，对敷衍应付、搞形式走过场的，严肃追责问责，进一步推动形成严防严治良好氛围。

　　持续跟踪问效。充分发挥基层减负观测点的作用，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作为基层减负观测点的重要观测指标，健全完善专项整治工作沟通联系机制，对存在的问题定期沟通反馈，对整改情况适时跟进核实，收集意见建议，精准查纠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

　　坚持标本兼治。严格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等制度规定，强化数据集成共享，推动政务应用程序向一个核心业务平台迁移集聚、迭代升级，有效减少重复建设、基层使用烦琐等问题。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切实减轻基层“指尖”负担的制度机制，优化考核体系和考核指标，注重考核实效，取消不必要的材料报表，抓实全流程监督管理，让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号等数字化工具真正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利器。

　　作者： 本报记者 刘一霖 【编辑: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