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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刘悦笛：“威尼斯之狮”唤起中意美学共鸣
中新社北京9月12日电 题：“威尼斯之狮”唤起中意美学共鸣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
作者 安英昭 贺劭清 陶思阅
在日前举行的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最佳女演员奖第三次颁给中国演员。奖杯上的“威尼斯之狮”吸引全球众多影迷目光的同时，这一意大利知名文化名片也引起诸多讨论。
近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吉尔伯托·阿蒂奥利(Gilberto Artioli)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古物》(Antiquity)上发文称，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青铜飞狮很可能来自中国，至少“部分来自中国”。尽管其最终结论仍在探讨，仍需研究，但已具启示。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青铜飞狮。(资料图)中新社记者安英昭摄“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如此内在化，以至于人们都辨识不通其中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启示在于，中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得非常和谐，使中华文化的“落地化”也变得自然而然。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威尼斯之狮”背后的中国元素，到威尼斯电影节多次认可中国电影，中国与意大利相隔万里，为何在文化层面有诸多交流与共鸣？
刘悦笛：这种文化交流现象，我称之为“文化洄流”，即某一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后，将之吸纳并进行创新，再传回外来文化之中并被其本土化的过程。有趣的是，由于文化高度融合，甚至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都被忽视了，还以为就是本土文化产生出来的，而且这种现象也是早已存在的。例如，羽扇、团扇源自中国本土，但折扇本是东瀛产物，北宋时期经朝鲜半岛传至中国，并与中华文化紧密融合。
“威尼斯之狮”可谓威尼斯的象征，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文化洄流”的存在。狮子并非中国本土动物，但中国人通过对狮子的想象将其本土化了。这座威尼斯之狮与唐代用于守护陵墓的镇墓兽高度形似：狮面狮身、火焰型鬃毛、背部高耸的翅膀，据考证，原本头上的长角被切掉了，磨圆的尖耳朵使之更似现实中的狮子，也可以说是，把来自中国本土想象的那部分给“删除”了。
这种造型风格向西方的洄流，恰恰证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是隐秘而和谐的。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如此内在化，以至于人们都辨识不通其中的来源，且融合得非常和谐，使中华文化的“落地化”也变得自然而然。
唐代慕容智墓出土镇墓兽。(资料图)中新社发甘肃省文物局供图中新社记者：意大利人常讲“美好生活”(Dolce Vita)，中国川渝地区则讲“巴适”“安逸”。如何从您主张的“生活美学”层面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与审美倾向？
刘悦笛：据《马可·波罗游记》(又译《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早在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通过蜀道南下广元、入成都府。他的笔下，有成都著名的安顺廊桥，锦江两岸热闹繁华。或许从那时起，中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已产生共鸣。
2018年起，成都市提出“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口号，沿着“生活美学城市”的道路越走越宽。如今，成都已成为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典范，在西南地区具有示范意义。
“生活美学”一词非常契合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生活的“好”，还讲生活的“美”，在意大利和法文当中也有近似的描述，但不会如中国人这般讲求“把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川渝地区历来追求享受生活，这与“天府之国”自然资源丰富、自身富庶有很大关系，万不能用简单的“享受主义”来加以否定，其实川渝民众享受的是生活之美与生活之乐。
成都还常进行生活美学的评选。例如，成都中心城区曾评选出首批10条“最美街道”，吸引约40万市民参与投票，足见民众对“生活美学”的热爱。
中外游客在四川成都东郊记忆·国际时尚产业园内的“网红墙”前有序排队、拍照打卡。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摄中新社记者：“巴适文化”与“躺平”有何区别？如何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既不“躺平”也不“内卷”？
刘悦笛：生活美学，将美好生活分为“美生活”和“好生活”。生活得舒服，生活得“巴适”，那就是好生活，好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但美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生活美学”就是要用美生活去提升好生活。
反过来看，美生活也要以好生活为基础。“巴适文化”就是在充分享受好生活基础上，进一步去追求美生活，也就是在有质量的生活中追求品质，而不囿于物质生活本身。就像“巴适”这个使用颇广的四川方言，既指菜品的味道，也指美好的天气，既指漂亮的衣服，也指精美的装修，都呈现出事物的美好一面。
这种“巴适化”的追求，体现了盆地居民“知足达观”的人生观，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根基上的“知足”，但并不等于彻底放弃追求的“躺平”。事实证明，巴适文化既有主动追求完美的一面，也有保持适度的另一面，同时可以用来抵御“996”的内卷化。
中新社记者：成都太古里与千年大慈寺毗邻而建，北京大吉巷与传统四合院一墙之隔，文博古建与时尚街区的融合似已成为一种中国新潮流。您怎么看这类现象？古今之美何以和谐共存？
刘悦笛：中国的农业文明发展具有延续性，在不断继承传统与创新中获得新生。千年大慈寺与太古里相对而立，就形成了古与今之间的张力。但我们更应看到其中的古今融合，这才是如今的宏大主流，更是通向未来的大道。
实际上，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传统复兴，都是一场文化的创新。文艺复兴要“复”古希腊、罗马之古，却实现了文艺复兴之真正的“新”。如今，文博古建与时尚街区“中国风”的盛行，就是明证：拟古却不囿于古，原来那个“土里土气”的成都，其实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得去，如今的民众也未必喜欢那种“土风土气”。
一切新的创造，都是符合今天人们的文化观与审美感的，如果丧失了这种“符合”，终会被大众与市场所抛弃。
此外，传统文化的“物质建构”与当下时代已大相径庭。为吸引更多民众参与，需要运用现代物质材料乃至当代科技手段，呈现古今融合的美感，在这一点上，尽管有“西体中用”的一面，但中华文明的“精气神”仍获得延续。
成都太古里与千年大慈寺毗邻而建。中新社记者安英昭摄中新社记者：从北京798、首钢园到成都东郊记忆、南充六合丝厂，不少工业遗存通过打造艺术与文创品牌焕发新生。工业体现标准化而艺术往往强调个性化，如何从美学角度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协调与融合？
刘悦笛：这关系到“工业遗产美学”问题，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如何与传统的农业文明遗产保持和谐共生，是曾参与工业化进程的很多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如何和谐共存？这就需要它们之间深度融会贯通、相互促进。传统艺术往往强调个性化的表现，工业标准往往具有标准化的模式，但如今，通过文创的“发动机”，工业文化遗存被赋予了艺术化的内涵与形式，形成“1+1＞2”的效果。这种农业与工业的整合、产业与艺术的融合，产生了新质生产力，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形态获得了全新面貌。(完)
受访者简介：
刘悦笛。受访者供图刘悦笛，生活美学倡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海内外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任国际美学协会(IAA)总执委和中华美学学副秘书长，Comparative Philosophy及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编委。著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当代艺术理论》《生活中的美学》《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艺术终结之后》《视觉美学史》《世界又平又美》《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审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等；译有多部英文专著，策划“中国小镇美学榜样”评选等多项活动。
【编辑:刘阳禾】